姚明欲三年让CBA球员合同标准化透明化，测试版合同已下发

姚明计划用三年的时间，促使CBA球员的合同变得类似于NBA那样规范、公开，这项任务十分艰巨，并且会对CBA球员市场产生显著的变革、深远的作用。

CBA于7月10日向各俱乐部发送了名为《CBA公司关于执行标准版球员聘用合同（测试版）有关事宜的函》的文件，新浪记者贾磊在7月23日首先披露了该消息，文件中包含了三个合同的标准版本，具体为国内球员聘用合同普通版，国内球员聘用合同经纪版，以及外籍球员聘用合同。

这三个合同版本都标榜为“试用版”，由于诸多方面尚待完善，仅一个夏季难以全面完成修订。CBA于6月7日在北京中奥马哥孛罗酒店召集各队负责人，召开会议征询意见，众多总经理在与球员商谈合同时，已依照新版本的核心内容执行，但他们都在等待官方正式文本的发布。从收集反馈开始，到七月十二日前后收到，总共不过四十天，CBA找来两位法律人士反复推敲每个字词。

来年此刻，新的迭代版本将会出现，不过那并非终极形态，依照姚明的设计，终极目的在于为CBA制定薪资上限机制。目前各俱乐部手中的合约种类繁多，期限长短不一，CBA计划在接下来三年内分步实现以下三项核心举措，

第一，把所有合同签成标准合同，所列工资都是税前；

其次，每名运动员都必须配备代理，所有代理均需完成学习，向篮球管理机构登记，明确各自代理的运动员名单，以及签订的协议内容，这些信息都必须在公共平台上公开，确保公开透明。

第三，最终设立工资帽制度。

CBA将持续强化管控措施，坚决禁止弄虚作假的合同，一旦接到举报并核实情况，相关俱乐部将失去比赛资格。8月5日，CBA计划在大连举行会议，届时将公布配套的规章制度。

若早几年实施这项规定，李根每次转会，原俱乐部就需支付转会补偿了。

CBA最新规定包含诸多核心要素，我着重关注了两项最为重要的内容，分别是球员转会所需的费用以及最高级别的薪水标准。

文件里，转会费被称作“培养费”，我认为这个叫法不太妥当。要是直接称作“转会费”，会让人更容易理解。这项新规定，是对当前中国篮球体系的折中方案，既承认了青少年训练体系的价值，又调节了各队间的人才分配，姚明尽可能完成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中国球迷对NBA已相当熟悉，但CBA无法与NBA等同，更不会转变为NBA的模式。这是我国体育制度所决定的，该制度融合了历史积淀与现实市场状况。

我反复强调过，中国体育存在一个核心问题，那就是体育与教育脱节，辽宁省和山东省的体育管理机构实力强大，却输送了众多篮球专业人才，民间培养的人才却流向了高等院校，他们无法获得高水平的训练机会，因此，CBA联赛的一线选手主要来自两个途径，一个是体育系统遗留的人员（如辽宁、山东等），另一个是各俱乐部的青少年培养体系，包括青年一队、二队和三队

必须从上至下消除体育与教育脱节的现象，姚明能施展的球迷网，仅是在当前国情下，尽可能提升人才利用价值，有变革，就必然伴随得失，"转会费"制度的推行，维护了俱乐部的权益，却损害了非体制内球员的利益，但从CBA公司的角度审视，这是当前机制下保护俱乐部动力的最优策略。

非官方体系中的运动员，例如李根，官方体系中的运动员，例如郭艾伦。非官方体系中的运动员与NBA相似，合约期满即成为不受约束的球员，官方体系中的运动员仍受体育管理部门的身份约束。这两种类型的运动员，在薪酬方面存在显著差异，再加上由俱乐部青训培养的运动员，体育管理部门与俱乐部合作培养的运动员，通过选秀程序选拔的大学生运动员，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运动员，他们的身份多种多样。

新规定统一执行，要求在国内踢球满十二年以下的本土球员转会时必须缴纳“培养成本”。如果这项规定提前几年实施，李根从青岛转会至上海，再从上海转去北京首钢，最后又转到新疆队，每一站转会都要支付“培养成本”。

因此，我认为培养补偿本质上就是“转会身价”。当前的规定，实际上源自欧洲足球的章程，但更为清晰直白，“转会身价”非常明确，指的是新协议的年均收入。

另有一个核心概念叫作“最高报酬”。这种最高报酬，同NBA语境下的最高报酬，存在根本性的不同。

NBA的薪酬制度在整个联盟内保持一致，无论球队规模大小，所有俱乐部都遵循同一规范，这一规范的基础是联盟整体收益以及球员的职业生涯时长，例如，如果丁彦雨航以非双向合同形式与小牛队签订自由球员协议，他首年的报酬将被限定在税前83.8464万美元，这一具体金额有据可查，并且由于联盟每年的总收入存在变化，若他是在去年达成签约，相应的数字会是81万美元一位在NBA征战十年以上的运动员，其新签协议的首个年度薪水下限为239.3887万美元。谈到顶尖球员的薪酬，一个拥有超过十年职业生涯的老将，在2018-19赛季的顶薪纪录达到了3565.4150万美元。而所谓“超级巨星级别”的最高薪水，平均年收入则超过了4000万美元。

CBA的顶尖球员薪资水平依据各俱乐部自身情况确定，而非整个联盟的统一规定，具体为俱乐部收入最高的三位球员的薪酬，其中第三位的薪水需比第四位高出五百万人民币以上。以某个俱乐部为例，若收入前三位的球员税前工资分别是八百万、六百万和五百万，那么第四位球员的收入上限为四百五十万。假如那个球会中，按进账排名第四的运动员平均年薪是四百五十万，那么位列第三的那位，年薪肯定要超过五百万。

譬如，另有一些俱乐部财力有限，前三位球员的收入分别是两百万、一百万五和一百万，那么第四位的薪酬必然低于五万。CBA各队实力参差不齐，部分俱乐部税后最高薪只有八十万，依照我国税收政策，他们须缴纳四成五的税款，费用由俱乐部承担，因此其顶薪仅为一百四十五万。俱乐部当前每商议一项合约，都强调税后金额，接着需要用0.55进行折算，再提交上去

顶尖报酬平衡了各队球员的水平，某组织签约的三名运动员薪水居首，倘若再引进一名明星，其年薪将位列前茅，原先排名第三的运动员位置随之下滑至第四，他可以依据约定在合约有效期内谋求转会。

若是换成一家底层队伍，其顶尖三名球员的年薪下限或许仅有一百万元，即便其他俱乐部愿意提供更高报酬，也无法与他们达成签约协议。

新规实际上对实力出众的队伍产生了排挤作用，同时为实力较弱的队伍提供了扶持。这样的条款没有区分球员的背景，不论其是否属于特定体系，因此在我看来，这算是一次相当有魄力的改革。

这项规定明显存在诸多不足，因此必须耗费三年时间来修订。个人认为有三个关键方面亟待解决：首先是不同俱乐部顶尖球员薪酬的公平分配，其次是外籍球员薪资的管控，最后是奖励机制的公开透明。

俱乐部财力悬殊，导致顶尖球员薪酬差距显著，收入从千万级别到百万元级别不等，若能构建一个调节机制，适当缩小实际收入差距，对球员权益确有裨益，毕竟他们主要依靠年轻时的表现谋生，毕生生计系于这十年间。

我认为外援资金最难管理，他们给俱乐部带来最重的负担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，外援的身价持续上涨。

据我所知，现在CBA20支球队中，能够进入八强的队伍，其外援薪资支出都超过3000万元，全队每年的总开销都达到1亿元，这个数字可能还偏低。CBA实施新规定后，所有费用都必须在税前公开透明，部分球队的总投入已经高达3亿元。难以想象，邦齐-威尔斯加盟CBA以及前一年，山西队年预算仅580万元，即便资金雄厚的新疆队，在赢得总冠军时，年开销也才勉强超过1亿元。

目前，CBA联赛中的俱乐部普遍处于亏损状态，山西汾酒近期更换投资主体，也是上市公司为了处理掉效益不佳的产业。尽管CBA每年向各俱乐部分配的款项提升了1800到2500万元，但这样的数额对于庞大的开支来说仍然远远不够。

我反复强调过，CBA实施“四节四人次”外援规则，能让联赛回归篮球阵型的基本法则，没有哪个联赛会拥有球员却不让他们自由使用，教练必须安排“名义首发”；使用单外援还能显著减少球队开支，提升外援的整体水平。

CBA在三年过渡阶段，对外籍球员的约束相当严格，具体措施包括：下个赛季禁止签订固定年薪的合约，以七月十日作为分界点，初期允许签订五场到二十场保障的合同，之后在赛季过三分之二时转为完全保障；此外，外籍球员的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这些规定旨在配合明年夏季新规则的制定，并为未来设定薪资上限奠定基础。然而实际上，CBA企业为组织提供了支持，过去使用外援时，组织总是处于劣势地位，新疆队针对布拉奇投入了巨额资金，承受了诸多委屈。

体育联赛的出资方，在合作洽谈时，普遍期望削减整体开支，但在私下场合，又各自暗自策划增加资金投入。倘若某个俱乐部故意压低球员的基本工资，转而用高额奖金进行弥补，那么所谓的俱乐部间转会补偿金制度就会形同虚设。因此，必须通过完善规则体系，为各方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，确保所有参与方在透明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下展开竞争。

姚明当前执掌的CBA联赛正在推行一项改革，初期阶段势必会出现诸多混乱，缘于各支球队现有的合约条款五花八门。联赛制定了统一标准，凡是2018年届满的合约，无论签订于年初还是年末，都必须依照新规签署更新版本；往后的合约期限则固定为每年8月1日始至7月31日止。

这个时段，比NBA协议的终止时间多出三十天，与外援的合同自然连接。三年之后，几乎所有老协议都将接近尾声，CBA选手今后只需上网，进入CBA官方平台，就能检索到任何队伍、任何运动员、任何中介的所有协议。

到底是在NBA打过的巨星，姚明想做到的事，的确不一般。